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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

发布时间:2019-04-21 23:44来源:凤凰彩票网采集侠字号: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赵建  

本文来自织梦

  在实体经济波动放缓的同时,金融市场波动却呈现加剧趋势,这对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和防风险攻坚战发出了警示信号。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赵建: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 copyright dede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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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织梦好,好织梦

  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波动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两大支柱,前者沿着哈罗德-多马的古典增长理论、索罗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一直演进到罗默的内生新增长理论。同时,旨在研究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经济学主要结合了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为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思想谱系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而后者实际上就是经济周期理论,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开始,沿着新古典综合派的“IS-LM模型”前行,一直到新凯恩斯主义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而在新古典范式内,则一直坚持理性预期下的“真实商业周期(RBC)”。这两大理论主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竞争性的宏观经济学思想,丰富了人们对经济现实世界的理解。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然而当前宏观经济学理论界存在的问题是,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增长分析的较多,整个发展经济学体系实际上主要关注的是发展经济体的增长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波动问题则关注较少,几乎没有专门的周期和波动理论体系分析发展中经济体。或许是因为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增长和发展比波动问题更重要。现实情况可能的确如此,对一个陷入低增长或者开启经济“腾飞”前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或许根本不存在周期和波动的基础,就像在经济总量的“浅水”中难以掀起汹涌的周期“波浪”,除非发生战争、自然灾害等极端外生冲击。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进入“新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道路(蔡昉,2015;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现象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关于中国经济周期和波动问题的研究也非常多(陈思霖,李庭辉,徐文,2017;张学功,李楠楠,2017等)。大部分研究视角放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高增长和高波动并存的现象之内,然而对于近十年,尤其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L型增长”等发展阶段以来,开始呈现出“低增长+低波动”的新现象。虽然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近十年,但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少,或者不够全面。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本文是一项问题导向型研究,问题分析的对象就是中国经济最近十年呈现的“低增长+低波动”独特现象,并且将关注的重心放在了突然降低的波动率上。我们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波动被熨平了吗”,波动率降低究竟是经济进入新时代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下的内生现象,还是宏观调控体系逆调节手段下的的外生对冲,抑或两者都有。对于宏观波动率下降,一方面我们认为降低了经济的宏观风险,对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也可能在某种程度内限制了市场风险的出清,从而不是“消除了波动而是转移和累积了波动”。面对近几年经济低波动与高债务同时出现,尤其是实体经济波动放缓但金融市场波动加大的非对称局面,这样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 copyright dedecms

  本文的研究从描述现象开始,采用金融学的“波动率”概念和指标,从直观上印证中国经济自2012年以来增长波动率突然下降的现象,同时发现不仅仅是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广义货币等经济金融数据,也步入低波动率区间。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分别提出了解释经济短期波动的两种作用机理,然后针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现实表现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增长动能的转换、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韧性的提升等是中国经济进入低波动阶段的积极原因。我们担忧的是为应对实体经济波动,政策当局可能采用了过度的货币金融手段,在用金融体系缓释实体经济波动的同时,也增大了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这种推断从不断增加的金融市场波动现象上已经得到了印证。最后我们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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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文献综述 织梦内容管理系统

  对于美国经济早就呈现的宏观经济波动率下降的现象,很多学者进行了系统探讨,研究结论对研究中国出现的相似现象具有借鉴意义。Burns(1960)较早地注意到二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率的收窄,他总结的波动率收窄原因主要有:一是所得税随着在财政收入中占比提升,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随之提升;二是社会保障机制渐趋完善,平滑了个人可支配收入的过度波动;三是就业结构向更稳定的第三产业倾斜;四存款保险制度增强了金融系统的稳定。Gordon (1986) 在强调政府规模扩大的同时,认为逆周期调节政策及经济结构演化对于经济波动有稳定作用。Taylor (1986)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是外部冲击减小导致经济波动趋稳。Kahn等(2002)发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波动性明显下降,但销售波动率并没有明显下降,从而肯定了信息技术及市场预测技术的进步对于生产的平滑作用。Cecchetti等 (2006)对25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率进行了跨国比较,证实检验了金融深化、央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会减小增长波动性,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波动性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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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者也注意到了结构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率的影响。Blanchard与Simon(2001)从支出法GDP(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分解角度,否认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稳定化的贡献,认为是每个组成部分自身波动性的减小造成了整体经济的稳定。Eggers和Ioannides(2006)按照1位标准产业分类将GDP分为10个产业,运用方差分解方法清晰地显示,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稳定贡献的比例高达50%,主要是因为波动性较大的制造业比例显著下降,相对稳定的金融业和服务业比例有所上升。张云与张四灿(2018)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入手,通过构建三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熨平经济波动的四种具体机制:粘性价格机制、部门需求转化机制、厂商价格策略互补机制和产业相对规模变动机制,其理论核心就在于因部门之间价格弹性差异导致的需求转移,进而引致经济波动减小。 copyright dedecms

  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率问题的研究,学者们更加关注制度和政策变化方面的因素。Naughton(1987)和Rawski(2002)都强调了投资波动对于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而国有部门的金融软约束则是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率的主要根源。林建浩和王美今(2016)利用TVP—SV—VAR模型研究了1995年之后经济增长进入波动下降的大稳健时代,这是由于结构冲击的刺激机制和传导机制的双重渐变所导致;而2012—2014年两种机制自我稳定效应增强,使得波动率下降趋势延续。张四灿和张云(2018)认为政府干预和利率管制扭曲了需求结构,降低了企业对要素价格的敏感性,刺激了投资;如果考虑金融加速器的影响,需求结构的失衡使得外生冲击对经济波动影响更大。林建浩和王美今(2013)分析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变量的波动性模式,发现其具有与GDP增长的波动结构有一定相似性,是经济波动下降的原因之一。许志伟与王文甫(2019)通过将政策的不确定性引入新凯恩斯DSGE模型,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表现为一个负的需求冲击,显著增加了产出与价格波动,且对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均稳健;如果考虑政策预期因素,不确定性的贡献率将进一步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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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经济波动率降低的现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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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窝小编:财经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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